章节目录 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五〕

麟德殿中，李晔正观赏歌舞，面前放着一爵玉露酒。舞蹈曼妙，美酒盈香，可李晔却总有些神思不属，目光时不时有些飘忽，时不时又有些呆滞。

    孙偓不知何时走了上来，远远奏道：“陛下，右相上疏，坚辞秦王之册封，只肯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及增邑、礼仪等授赏。”

    “啊？”李晔仿佛被从梦中惊醒，一时还有些失神：“右相坚辞秦王……为什么？”

    “这……”孙偓觉得这话问得太失人君之像，但也只得硬着头皮漫天胡扯：“右相自谦，德不足而行难及，故不敢受封大国。”

    李晔这时反应过来了，脸色莫名一白，忙将歌女舞姬通通赶了出去，连内侍小黄门都不留，又将孙偓招至跟前，踌躇问：“爱卿，你说……右相是不是知道了那件事？”

    孙偓面露苦笑，涩声道：“以今日情形来看，当时长安的一切，怕是都瞒不过右相法眼。这是一局早已设好的圈套，圈套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设计者，实际上不过螳螂与蝉罢了，那最后的黄雀，从头到尾都只是右相一人而已。”

    李晔面色刷的一下惨白，嗫嚅道：“那……那朕欲收回神策兵权之事，右相也……也知道了？”

    孙偓此时看着皇帝的模样，那心情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毕竟为人臣子，只能忍着心中不快，闷声道：“此事已无侥幸。”

    李晔立即坐不住了，起来急得转圈：“那却如何是好？这些藩镇，最要紧的和最忌讳的，可都是兵权！你说……李存曜不肯要秦王，却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之职，是不是有了什么想法？”

    孙偓见这皇帝越发沉不住气了，心中一点信心也消失殆尽，叹息道：“陛下是担心右相欲为不忍言之逆？”

    李晔不知怎的，忽然暴躁起来，怒道：“如今这长安便似囚笼一般，连朱温都打不进来，天下再无人能来救朕了！”他大口喘息，忽的一脸悲伤，含泪道：“朕这一生，虽是位尊九五，却历经坎坷，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朕自己实已看淡生死……朕只是……只是不愿做这亡国之君、不愿做这不肖子孙啊！”

    孙偓犹豫再三，终于重重叩首：“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

    李晔无力地摆摆手：“说罢，说罢，想说什么就说出来罢……如今朕这身边，也没几个人愿意说真话的孤臣了……”

    “臣遵旨。”孙偓跪在地上，叩首不起，恭敬异常，话却惊人之极：“陛下，恕臣大逆不道之言：若有一日右相……南面天下，大唐必不至亡，陛下也绝不会是亡国之君。”

    李晔面色一变：“你是说……”

    “密使从代州带回来了代州李家族谱，也就是右相族谱，现在已然查明右相的确出自天家……正是让皇帝苗裔。”

    李晔颓然坐倒，也不知是失望还是轻松，喃喃道：“他自己……知道么？”

    孙偓果断道：“为人子者，岂能不知其父？为人者，岂能不知祖？”

    李晔惨然一笑：“是了，他岂能不知……爱卿说这话的意思，莫非是说这皇位兜兜转转上百年，最终要还给宁王一系了么？”

    孙偓沉默一下，语气说不出的平静：“陛下以为，让皇帝之后，与朱温抑或朱邪克用等人，孰近孰远？”

    他这话不叫李克用而叫朱邪克用，用意明显，李晔如何听不出来？但这空头天子仍有些心有不甘，迟疑道：“让皇帝昔日让皇位于玄宗，今日李存曜……”

    孙偓打断道：“陛下，何不称右相李曜？”

    李晔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想纠结这一点，无奈点头道：“李曜便李曜罢……他有没有可能如其先人一般，并不以皇位为念？”

    孙偓拱手，平静地道：“若说让皇帝不以皇位为念，让皇位于玄宗，可太宗当日也未必仅以皇位为念，却仍诛杀隐太子，陛下以为何也？”

    李晔心中刺痛，却仍反问：“何也？”

    孙偓叹道：“时也，势也。”

    李晔沉默半晌，涩声问道：“既然如此，朕眼下却该当如何是好？”

    孙偓犹豫道：“陛下不妨私下遣人对右相说，欲走一趟奉先[无风注：指唐关中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

    “去奉先作甚？”李晔一时没领悟过来。

    孙偓面无表情地道：“自然是去祭拜让帝惠陵。”

    李晔浑身一震，几乎说不出话来似的：“……然后呢？”

    “然后？”孙偓叹道：“先看右相如何答复吧……若右相答应，接来下，便该是陛下‘偶查宗籍，知右相乃出天家，御命归宗’了。”

    李晔惨然笑道：“好，好，好个‘御命归宗’！这归宗之后，想来便是封大国、赐九锡，接着，就是朕自惭德薄，禅让帝位于秦王了……好，当真是好极了。”

    孙偓重重地抿着嘴，一言不发。

    李晔无力地摆摆手：“你说得不错，李曜既是我天家宗室，朕便是将皇位还给宁王一系，也总好过窃贼、蛮夷篡国！你去与他说吧，就按你刚才的意思说……朕也想看看，我李家今日唯一的一个天下英才，到底能不能力挽狂澜、中兴大唐。”

    “臣……遵旨。”孙偓长叹一声，领旨而去，脚步竟然显得有些莫名地踉跄。

    “嗯？”

    崇德坊的陇西郡王府中，李曜抬起头来，皱眉道：“陛下要去奉先祭陵？桥陵、泰陵、景陵还是光陵？”

    孙偓摇摇头：“陛下要去的是惠陵。”

    李曜的瞳孔猛然一缩，看着孙偓，面上却露出古怪地笑容：“惠陵？孙相公说的，可是宁王墓？”

    孙偓道：“右相慎言，先玄宗皇帝钦赐该处为‘惠陵’。”

    李曜历来慎言，但今日却偏偏毫不慎言，又道：“某只听闻当地百姓称其为‘让冢’，惠陵云云，不过一说……帝陵者，如何仅有一间墓室？即便太子，亦有双墓室。而天子者，该合三墓室，是以称陵。”

    孙偓淡淡一笑：“右相总摄枢机，若有心纠正此误，大可以请旨动工。”

    李曜盯着孙偓的眼睛，忽而一笑，轻声问：“这是……陛下的意思吗？”

    孙偓反视李曜，不卑不亢：“陛下既为至尊，无论何时何事，皆为李唐社稷着想。但凡于李唐社稷有所臂助者，陛下自然从善如流，右相不必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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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让皇帝之后”这个伏笔伏了百多万字，该揭破了，附上一些让皇帝李宪的介绍。

    李宪，原名李成器，因避玄宗之昭成皇后讳，改名宪。睿宗长子，肃明皇后生，为玄宗李隆基之兄，封宁王。本是睿宗嫡长子的他将储位让予睿宗三子李隆基。也因此身后得到了历史上贴切而独特的谥号——“让皇帝”。据记载，唐代历史上只有5位追谥皇帝。孝敬皇帝李弘（高宗第五子）；殇皇帝李重茂（中宗第四子）；让皇帝李宪（睿宗长子）；奉天皇帝李琮（玄宗长子）；承天皇帝李倓（肃宗第三子）。而这5位追谥皇帝之中最后一个被废毁庙祠之仪的（文宗开成四年），就是让皇帝李宪。可见李宪在当世的地位之高，可以称得上是5位追谥皇帝之首。

    李宪一生中最闪耀的事迹在史籍之上却只是草草带过。《新唐书》中对此事的过程有着这样的记载：“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请。’因涕泣固让。”

    由上文描述中的“臣以死请”与“因涕泣固让”不难看出，李宪避让太子之位的意志坚决，绝不是被人胁迫，抑或是迫于形势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在储位斗争异常激烈的封建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是什么样的考量使得李宪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样的考量又来源于怎样的现实环境呢？做出避让储位的决定，又会给李宪此后的生活带来哪些结果及影响呢？

    依照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定，李宪将成为太子一事毋庸置疑。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从而稳定统治秩序。秦汉及其以后，除清代采取秘密立储制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形式。

    但纵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肉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李旦变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变成了“武成器”。作为其祖母武则天法定继承人的李宪还曾有过姓武的经历。在反武势力夺得政权的当下，这两次的储君经历自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加之自隋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对于非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李隆基做太子所遭到的舆论阻力会很小。

    李宪那酷似父亲李旦的性格并不擅长与人结交。从李宪墓的壁画内容上也反映出墓主人情趣高雅，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与琴箫为伴的性格特点。与现已发掘的李氏皇族墓葬壁画相比，李宪墓壁画中没有迎宾的热闹场面，没有马球场上的驰骋争斗，只有音乐歌舞和温文尔雅的仕女形象，这与唐书记载中李宪精通音律、为人谦和谨慎，从不与外臣交结的为人宗旨、性情特征相符。李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再加上对政治兴趣不大，可以说是朝中无人。韦氏失败后，其族人韦嗣立险些被株连。李宪敬重其正直的为人，“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而这唯一曾受过李宪恩惠的韦嗣立又被贬谪。并且从李宪对韦嗣立的救助来看，李宪为人善良，也确实不精于政治，至少没有掌控当下全局的观念。

    李宪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唐隆政变，但对于李宪是否参与了拥立睿宗即位这一事件至今还无法断言。只有《资治通鉴》上有着关于李宪与李隆基一同力劝睿宗登位的记载。刘幽求对宋王成器与平王隆基说，相王应出镇天下了，“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而后“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加之李宪本人并非无能之辈，以及玄宗即位后对李宪的各种“严加防范”，我们可以猜测，李宪很可能参与了拥立睿宗的活动。即使是这样，李宪的功勋仍远远不及三弟李隆基。

    李隆基有着联合姑姑太平公主荡平韦氏之乱的业绩与辅助父亲李旦重登大宝的功勋，且手握重兵猛将，极富政治头脑。李隆基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更有亲自掌管的军队作为政治凭借。就连荣宠不衰的太平公主都“惮其英武”。与他相比，兄长李宪在政治上表现平平，几乎无所作为，一贯秉承了大唐“始祖”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总体来讲，其实力自然不及李隆基。

    对李隆基而言，结交亲信，笼络大臣是他的专长。之所以能够登上太子之位，也离不开在一旁敲边鼓的大臣们。讨论立储议题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庶抗嫡，不宜更议”。作为坚定的李隆基支持者的刘幽求向睿宗力挺李隆基登位。“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求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面提及的刘幽求只是其中一个。钟绍京，崔日用，刘幽求这些都是李隆基平定韦氏之乱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自然是以李隆基马首是瞻。例如韦安石，姚崇一类人，则是因为不攀附太平公主而后逐渐加入李隆基阵营的。

    虽说当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但刚刚联手挫败韦后不到十日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尚未产生实质矛盾。由于睿宗意愿不明朗，太平公主一方也秉承同样是侄子，二者皆可的态度保持中立。朝中的萧至忠，崔湜，窦怀贞，岑羲，薛稷等要员均为太平公主一党此时都没有表态。

    可见朝中形势也对李宪成为太子不利。而且，唐太宗在处理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储之事时曾采用弃而立新的方式，提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着，两弃之”。并以此作为祖制来沿袭。如果储位斗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重演，只会落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帝有着主宰世事的大权，皇帝的态度至关重要。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同样是面临平凡的嫡长子与能力出众的次子之间的抉择。明成祖朱棣却舍去功勋卓著的次子朱高煦，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虽然睿宗李旦十分认可李隆基唐隆政变中的出色表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抵万姓，赖汝之力也”。但从未吐露过自己对立储一事的态度。睿宗完全可以自己来拿捏这个事情，而他却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审视整个事件，将决定权交予两个当事人及朝中大臣，其中不乏“公议”的味道。

    知子莫若父，睿宗对此事也有着他自己的考量。对于二者的性情与能力，李旦想必十分清楚。作为父亲，他心中应该会更加倾向于李宪。这父子二人的性情实在是惊人的相似。作为皇帝，选择权利继承者却不可意气用事，李隆基自然是不二人选。正是睿宗对二人的了解，将整个事件极力促成完美。首先，李隆基登位毋庸置疑，此时睿宗抛出“公议”的意图不免有敲打李隆基之嫌。其次，也要以此提醒他要善待兄弟，不要过于锋芒外露。加之，李宪的谦让，李隆基的野心他都看在眼里。为了避免李隆基登位后兄弟间的争斗，睿宗可以借避让储位一事向李隆基讨了一个人情。也正因为如此，登上皇位的李隆基感激兄长的避让，从而使此事成为玄宗即位后，调节兄弟间误会和摩擦的缓冲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睿宗一生活在激烈权力争斗的夹缝中，此时也是这样。登位后的睿宗夹在儿子李隆基与妹妹太平公主之间，他需要凭借自己的皇帝的权威来平衡这两股政治力量，来求得生存。纵观睿宗一朝就不难发现，睿宗在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之中时常扮演着居中调和的角色。例如，在太平公主势力咄咄逼人之时，睿宗便搬出“传位太子”的话题。使得占领优势的太平公主无法招架。睿宗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尝与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这就不难看出睿宗的整体策略。历尽风雨，睿宗的亲身经历告诫着他，皇权应掌握在强者手中。如果皇帝势弱，周围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最终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唐代高宗，中宗，睿宗三朝之所以内争不断，皆源于此。

    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就是在唐隆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被确立为太子。就在同年七月，睿宗昭告天下，改元景云。从时间上也不难看出，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也就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却没有想到，太平公主由于与李隆基矛盾升级。景云元年十月，就是立太子三个月后，也是姚崇宋璟奏罢斜封官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开始在朝中散布“太子非长，不当立”的言论。不仅如此，太平公主还找到李宪，提出了“待崔湜萧志忠到，当辅政，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一时间，储位风波又将李宪推到了风口浪尖。为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与太子李隆基一同将姑姑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父亲睿宗，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立场。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这是李宪明智的选择。很明显，太平公主只是将李宪当做打压李隆基，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罢了。拥立嫡长子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一旦李宪被立为太子，他也只是一个受太平公主摆布的傀儡。由于流言的影响之大，不得不使睿宗亲自下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至此，来势汹汹的储位风波才得以平息。

    虽然强风过境，却余波未平。太平公主仍不放弃她“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的想法，希望以李隆基的失误来打压他，并借机扶持李宪登上储位。于是在太子东宫布下眼线，监视李隆基的一举一动。“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更重要的是在朝局上下功夫，“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从而造成了“在外只闻有太平公主，不闻有太子”的现象。

    为扭转当下两虎相争的局面，姚崇宋璟提出了如下建议。“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则欲维持二者对峙的平衡，并以政治手段使李宪脱离储位争斗的漩涡。便提出“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将太平公主移至京城旁边的蒲州。太平公主必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此时李隆基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主动向睿宗上奏姚崇、宋璟有“离间骨肉”之嫌，请求加以严惩。不久后，姚宋二人均被外贬为刺史调离京城，李宪与李守礼的刺史任命则被取消。在太平公主的声威之下，睿宗李旦与太子李隆基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李宪失去了远离京城，置身事外的机会。两个月后，由于睿宗突然意图传位太子，李隆基不知其用意，连忙请辞储位，太平公主则借机回到京城。直到先天二年（713年）太平公主兵败被赐死，姑侄二人的斗争就一直延续着，此时的李宪也只能身处其中，力求自保。

    李宪的幼年与少年时代正是其祖母武则天统治时期。长寿二年，其母（肃明皇后）与李隆基之母（昭成皇后）均因被户婢团儿诬告涉嫌巫蛊而被武则天于宫中秘密处死，尸骨无踪。不论真相如何，此事件定源于诸武势力对已降为皇嗣的李旦的打压。自武则天称帝后，“传子亦或传侄”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被立为皇嗣的李旦便成了武承嗣、武三思之徒的众矢之的。对权利的争夺，使得两位妃子无辜丧命，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这样的打击对此时14岁的李宪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同时也对他今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父亲李旦为求得生存，减少诸武势力对自己的防备，只得故作平静，生活一如往常。并且也告诉孩子们要抑制悲伤的流露。这让李宪了解到在斗争激烈的宫廷中生存实属不易。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能力的发展是有差异的。

    较为年长的李宪，对于母亲的死亡可能观察的会更为理性。心理学家瑟斯顿的研究表明，14岁孩子的知觉速度已超过成人的90%，推理能力已达到成人的80%。而对于同时遭受这样打击的8岁的李隆基而言，他还没有形成对复杂事件的分析能力，直观的感觉会相对感性。毕竟8岁孩子的知觉速度是成人的一半，而推理能力仅为成人的30%。心中的痛苦情绪受到压抑无法宣泄，便会植根于其潜意识之中。

    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提出，儿时重大而深刻的经历会对其后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同时，现代心理学理论中也提及深层心理（即潜意识）表现的四大来源之一便是“与感情有关的痛苦回忆”。也许正是母亲的死亡使得李宪潜意识中存在对宫廷斗争的恐惧和对平淡生活的渴求。在宫廷斗争中强烈的生存**，是他辞让储位的主观因素之一。

    有着相同经历的李宪与李隆基也有着相同的诉求。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母爱的缺失导致他们转而追求兄弟间的关怀，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上寻求感情来弥补。在心理学上，这种补偿心理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其他方面来弥补或掩盖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李宪与李隆基的兄弟关系一直很好。

    李宪去世后，李隆基曾回忆与李宪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远自童幼，洎乎长成，出则同游，学则同业，事均形影，无不相随”。就是到李隆基即位后，兄弟关系依旧如故，“玄宗既笃于昆季，虽有谗言交构其间，而友爱如初”。玄宗常常“幸宁王第，叙家人礼”，还对李宪不拘泥于君臣之礼，以“宁哥”相称。宁王李宪也曾为玄宗亲自撰写一部起居注。玄宗对此十分感激，“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但很可惜，此书毁于安史之乱，没有能留存下来。如此坚实的兄弟情义在权力斗争面前是经得起考验的，李宪将储位让出，也与长期经营的兄弟之情不无联系。

    幼年母亲的缺失，使得父亲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更加重要。不论是先天遗传也好，还是后天熏陶也罢，李宪与其父睿宗的性格十分相似。

    唐睿宗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连嫂子，侄女，妹妹都有称帝的野心。可以说他生在一个充满**的家族中。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为了保全自己他一生曾三度让位。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李宪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睿宗“让”的个性。中宗即位后，封李宪为蔡王，迁宗正员外卿，加赐实封四百户，通旧为七百户，荣宠之至。但李宪却“固辞不敢当大国，依旧为寿春郡王”。

    李宪从父亲李旦的一生中学得了“让”字。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玄宗在李宪去世后追其谥号为“让皇帝”李宪长子汝阳郡王李璡“又上表恳辞，盛陈先意，谦退不敢当帝号”。玄宗称赞李璡有李宪的遗风。在李宪的身上，谦让似乎已经深化为了一种传承，就连他的儿子李璡也因此受到玄宗的褒奖。谦让的本性使李宪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让皇帝”。

    李宪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在绘画，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史书记载宁王李宪善画马，曾在长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画有《六马滚麈图》，玄宗最喜其中的“玉面花驄”，说是“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髭，信伟如也。”李宪少年时期即才气过人,成年后精通音乐,尤其对西域龟兹乐章具有独到的见解。

    众所周知唐玄宗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贡献巨大，尤其是宫廷乐舞的发展和梨园的创立。而这背后也离不开兄长李宪的鼎力支持。开元二年,玄宗隆基决定“置内教仿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并明确“命宁王主藩邸乐，以允太常”。

    因埋葬李宪夫妇的惠陵遭盗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0年3月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李宪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宪墓的文物很丰富,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例如墓内发现的胡人、突厥人及西亚欧洲人形象；既有吐蕃的服饰,也有胡舞胡乐,更有西来的良马。在墓室东壁绘有《观赏乐舞图》,这幅壁画的上部为如意云朵,下部分为三组,南部为坐于方毡上的六人乐队,分为前后两排,有打铜钹者、吹笛者、打鼓者、吹笙者、拨琴者、弹琵琶者等。其中有男有女,有中原人也有胡人。墓室内的壁画十分有特点：乐舞图被绘制于墓室东壁最注目处，且其他三面壁画中人物较少，以云纹为主。主要表现了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与乐舞场面。也体现了墓主人李宪生前精通音律歌舞及其对音乐的喜爱。

    在文化艺术领域多有建树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很少享有美名。沉迷乐舞的陈叔宝，精通诗词的李后主，擅长书画的宋徽宗在政治方面都是一塌糊涂。文化艺术给人带来的是感性思维，与政治上的理性思维不同。对文化艺术极其喜爱的他们对于政治的热情不高，即使心怀天下，也只是空有热情，缺少更为理性的东西，这样的性格也不适宜做皇帝。

    在考古发掘中，李宪墓壁画内容里融入诸多道家思想，如：导引亡灵的飞人图案，震慑鬼魅的青龙、白虎形象，及标志方位的朱雀玄武图都是我国传统道教在丧葬习俗上的体现。李唐开国，远追道家的老子为祖先。虽然母亲武则天崇佛，但唐睿宗李旦对道家思想却是情有独钟。他本性尚道，为人处事也讲求无为。其在位期间兴修道观，两个女儿金仙公主与玉真公主也出家度为女道士。玄宗即位后也秉承崇道抑佛的政策。由此推断，李宪对道家思想应该也是极为推崇的。同其父李旦一样奉行道家无为的李宪，估计对政治的兴趣也不大。太子的位子也许对于他来说无关痛痒。

    玄宗即位后，也曾将李宪让位的事迹大。他在李宪去世后感慨道：“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让于我，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处之。”也许他从没想到过大哥李宪可以自觉将储位让出。李宪对玄宗可谓是倾力相助，最终也是结局完满。

    李宪在玄宗即位后时常借机告诫玄宗不要好杀轻生。看到玄宗沉溺于音声，李宪也为此担心。提醒玄宗，“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玄宗听后默然不语。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后，世人开始回味深思李宪曾说过的话。

    李宪虽让位，但作为兄长也时常敲打玄宗，委婉的提出建议，玄宗也可以虚心听取。这样和睦的兄弟关系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也可以看出李宪避让储位不是他的无能，而是出于他审时度势的智慧。

    玄宗李隆基也同样了解大哥李宪并不是一个无才无能之辈。只是李宪不愿做皇帝罢了，当然，也没有机缘。但再坚实的兄弟关系在权力斗争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你无称帝之心，并不代表你周围的人没有拥立之意。玄宗的四位兄弟再加上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守礼五位正统的皇室贵族，正是玄宗的防备对象。为做到防患于未然，玄宗李隆基未雨绸缪，即位后不久便实施了一整套削弱诸王势力的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宅邸监控、调任地方和情感关怀这三个方面。

    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一同居住在长安的兴庆坊中，也称其为“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而玄宗为表示其兄友弟恭，亲密无间，便让兄弟们都住在了兴庆宫的周围。“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挥，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同时，“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还时常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这个花萼相辉之楼无疑就是一座瞭望塔，登高远眺，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尽收眼底。如有异动，便可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若查看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则不难发现，建花萼相辉之楼的目的直指宁王李宪。李宪所居住的盛业坊紧邻兴庆宫并位于其的正西方向。李宪的王宅在盛业坊的东南角，而花萼相辉之楼则在兴庆宫的西南角的西侧。其位置与李宪宅在同一横线上，之间只隔有一条路与两道围墙。登高观览，李宪府邸内的状况就如同“现场直播”。看似生活潇洒无拘无束的李宪，其实完全生活在玄宗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事实上，花萼相辉之楼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玄宗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此时的玄宗不免有些许担心，何物如此重要，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很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对宅邸的监控还反映在诸王与朝中大臣的交往上。他曾发布“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的命令。薛王李业就因与大臣张说交往过密而遭到玄宗的怀疑。但由于李宪不善交际，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总体上来讲，诸王对玄宗的心思也是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玄宗即位初期，开元二年至八年间外放诸王到地方去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同时，为巩固兄弟情谊，“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身处京城之中，诸王的生活在玄宗的关怀之下也非常充实。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还要“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则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必需。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玄宗正是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来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礼尚往来必定是最常用的交流感情的方式，对于皇帝来说，那就叫赏赐。玄宗“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赏赐只是额外收入，诸王的实质收入还是食封。“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玄宗即位后，“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只有其父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食封数量多于李宪。物质享受在帝王之家向来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难能可贵。“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人在生病时，不仅抵抗力差，而且精神也十分脆弱。一旦受到他人的关怀，非常容易感动。史书上曾有玄宗为薛王李业亲自煎药，甚至不小心将自己的胡子烧着了。虽然关于李宪生病情况的史料中没有玄宗亲自煎药的记载，但李宪作为玄宗兄长，长兄如父，也必然会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李宪身上。

    宁王李宪的后半生，就在玄宗李隆基如此这般的“关照”之下平静度过了。

    在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从质地、字迹特征、规格尺寸，并与《唐大诏令集》所载让帝、恭后哀、谥册原文比较可区别为四副，其中之一为让皇帝哀册。当中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又追崇之义。……昔真人述作，表高洁于让王，太伯闻乎有周，皇昆昭于圣唐。”字字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清朝诗人何亮基曾有《游惠陵》一诗，其中曾写道：“宫中喋血千秋恨,何如人间作让皇。”纵观中外古今历史，能有几人可以做到让位于贤！李宪所处的时代与他的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李宪避让储位，虽然在史书上的记载只是寥寥数字。但其中所涉及到的权利利益纠葛却十分繁杂。李宪对储位的避让是贯穿睿宗一朝的最显著问题——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权力分配问题的一具体化表现。储位问题也是双方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30年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至此，贞观之治之后的一大治世，开元盛世才得以出现。也正是由于李宪的避让，以及玄宗即位后对兄弟关系的处理，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传诵经典与效仿对象，也是他们留给世人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