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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心中虽然诧异,面上却已露出笑容:“可是庐阳县主芳驾?牙兵,放行。// 欢迎来到阅读//”
果然,从楼下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虽然头戴帷帽,有面纱遮挡容貌,但看衣衫装扮,不是庐阳县主杨潞,又能是谁?
杨潞身份不同,李曜主动站起身来,在场其余人也只得随之起身。杨潞这才主动行了个万福,道:“去年蒲帅出使扬州,家尊便时常盛赞蒲帅之能,今i奴闻蒲帅于鹳雀楼设宴,为东升新城之起建延揽股东,更听说蒲帅此番招股不限地域、身份,实在喜不自禁,这才不请自来,还望蒲帅勿怪。”
李曜回了一礼,笑道:“县主客气了,若是县主也愿出资一份,为蒲州之东升新城建设更添助力,某欣喜尚且不及,何来怪责?来人,添一贵席……县主请坐。”
又是一番俗礼过后,所有人重新落座,李曜才又道:“县主既有心参股,某便将其中细节再说一次与县主知晓……”
杨潞微微一笑,摇手道:“蒲帅何须如此?扬州蒲州,交往甚密,你我二人,往来更非初次,这般细务有甚好说,难不成奴家还能信不过蒲帅么?”
李曜微微错愕,心道:“我跟你虽有几次私下交换,可那时候你开口要价可从不客气,怎的今天转了xing,连详细条款都能放心到不去听了?”他对杨潞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当下心中便多了个心眼,只是礼貌xing保持笑容,却未搭腔。
杨潞却似乎全无感觉,仍是言语带笑,继续道:“蒲帅,奴家听说,这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耗资三百万贯,其中开放募资一百二十万贯,可是如此?”
李曜点头:“不错,确实如此。”
杨潞笑容更盛,道:“奴家愿代家尊出资五十万贯入股新城。”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靳蓿直接站了起来,一拱手便要说话,李曜心中虽然也自惊讶,却格外镇定,伸手朝靳蓿微微虚压,制止他出声。然后略一沉吟,朝杨潞道:“方才,各大世家还在怀疑某这河中府修建新城,本金是由河中出,还是由河东出……县主就不担心某画下画饼,最终却做不成事么?”
杨潞笑道:“怪只怪河东军械监名头太大,蒲帅一说出资,各家都只以为蒲帅必从河东军械监调拨钱帛,却不知蒲帅可用款项还多着……”她微微侧身,朝王抟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jing于财政,奴想请问一句:王相公以为河中节度使府会缺这区区不到二百万贯么?”
王抟道:“河中镇的两税留使究竟多少,某并不知详情,但河中蒲、晋、绛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来两税留使以及营田都不在少数,至于军府商产,历来不薄,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实不拮据。更何况,河中还有两池……我意天下诸藩,怕是少有可与河中比富者。”
王抟判度支多年,对于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镇经济情况,自然极为了解。寻常节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刚才他都已经提到,分别是两税留使部分、营田所得和军府经商收益,另外河中还额外有两池盐场的利益,当然少不了。
德宗以后,藩镇的基本财政收入就是两税收入。当时,两税收入之中,归方镇支配的只是留使部分。它在整个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产、户口、军队多寡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留占的两税大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这只是钱额,另外还有米麦外费一千四百万斛,京师二百万斛。按照元和时“国计簿’的数宇,全国总额是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各种榷税收入皆在其内。文宗时王彦威作《供军图》说全国收入三千五百余万,恐怕就是根据“国计簿”。王彦威分析兵费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说: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椅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夭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兰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
王彦威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为三分之一。二是供军费用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开支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镇。当然这也说明江南作为唐廷的“钱袋子”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而营田则是方镇两税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唐代藩镇营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营田所得可抵预算中的本镇军资或度支所拨衣粮,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称,观察使若上陈刺史政迹,“须指实而言”、“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解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核。”于此可见营田收入要么抵充军粮,要么申报有司收管。对于这类xing质的营田,落镇是没有热心的。他们认为:“疲兵于陇亩,缓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营田收入可以为地方自己支配。《资治通鉴》有载:“诸将言于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曰:明公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所谓“耕市之利,即指“营田之利”和“关市之利。”秦成防御使军队既“仰给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见其营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镇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诏在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疮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这条诏书说明,朝廷对“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的内地诸军营田并不怎么感兴趣,故说“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因为这些营田完全是归“军中资用”的。唯一的问题是这类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为蒲、晋、绛三州农业发展比较好,在后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农产区,所以营田较多,收益也比较可观,赡军不仅充足,而且有余。
营田所收为实物,还有一些征敛钱货的杂税收入,主要有盐铁、茶税、酒税、商税等,而譬如河中有两池盐场,因此盐税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经商。
很多人只知中国古代一直重农抑商,但却不知道唐代的开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巅峰,连各藩镇自己都有商业收入。因为诸道藩镇不仅征商税商,自己还经商。
大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贸贩,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
这里的“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固然是对藩帅假公济私的揭露,但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若是出于“军用”,是可以置邸“贸贩”的。这是建中以前的情况。两税法以后的例子也有。如文宗开成时汴州节度使李绅“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尽管“议者以与下争利,非长者所宜”,还是获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还有“官沽”,即由官府卖酒,实际上一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大和元年(827)江西观察使李宪曾“以军用不足,奏请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这已是藩镇自己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了。刘从谏也曾在泽潞“卖铁、煮盐。”又利用商人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
实际上这就是后世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种财富控制办法,有些像国家垄断,这个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当然有收入就有支出,两税法时期藩镇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长行旨”条内具体载明的分配项目,主要有上供、供军、官吏奉料和州府杂给等,可称之为基本支出。第二大类是不在“长行旨”条之内的特别支出,主要有进奉、赏赐军士、廉使常用钱等名目。
官吏俸禄和州府杂给一般不算什么大数目,剩下的上供、供军才是主要支出,这一时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费二十四贯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万大军计算,每年正常供军为一百二十万贯,但李曜在供军上花费很大,如果算上军械监在器械开发和配装上的花费,每人每年几乎可以达到五十贯以上,那么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几乎是要翻上一倍,达到每年240万贯。
但王抟刚才已经提到,河中除了这些其他藩镇都有的收入之外,还另有一个聚宝盆:两池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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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在关中出现大的变乱,明确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这段剧情主要是“种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么好的朋友,可以等过一段时间再一起看。
另外,种田的情节,有一部分是为了要体现李曜将来进行改革时的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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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从楼下走上一名身材婀娜的女子,虽然头戴帷帽,有面纱遮挡容貌,但看衣衫装扮,不是庐阳县主杨潞,又能是谁?
杨潞身份不同,李曜主动站起身来,在场其余人也只得随之起身。杨潞这才主动行了个万福,道:“去年蒲帅出使扬州,家尊便时常盛赞蒲帅之能,今i奴闻蒲帅于鹳雀楼设宴,为东升新城之起建延揽股东,更听说蒲帅此番招股不限地域、身份,实在喜不自禁,这才不请自来,还望蒲帅勿怪。”
李曜回了一礼,笑道:“县主客气了,若是县主也愿出资一份,为蒲州之东升新城建设更添助力,某欣喜尚且不及,何来怪责?来人,添一贵席……县主请坐。”
又是一番俗礼过后,所有人重新落座,李曜才又道:“县主既有心参股,某便将其中细节再说一次与县主知晓……”
杨潞微微一笑,摇手道:“蒲帅何须如此?扬州蒲州,交往甚密,你我二人,往来更非初次,这般细务有甚好说,难不成奴家还能信不过蒲帅么?”
李曜微微错愕,心道:“我跟你虽有几次私下交换,可那时候你开口要价可从不客气,怎的今天转了xing,连详细条款都能放心到不去听了?”他对杨潞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当下心中便多了个心眼,只是礼貌xing保持笑容,却未搭腔。
杨潞却似乎全无感觉,仍是言语带笑,继续道:“蒲帅,奴家听说,这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耗资三百万贯,其中开放募资一百二十万贯,可是如此?”
李曜点头:“不错,确实如此。”
杨潞笑容更盛,道:“奴家愿代家尊出资五十万贯入股新城。”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靳蓿直接站了起来,一拱手便要说话,李曜心中虽然也自惊讶,却格外镇定,伸手朝靳蓿微微虚压,制止他出声。然后略一沉吟,朝杨潞道:“方才,各大世家还在怀疑某这河中府修建新城,本金是由河中出,还是由河东出……县主就不担心某画下画饼,最终却做不成事么?”
杨潞笑道:“怪只怪河东军械监名头太大,蒲帅一说出资,各家都只以为蒲帅必从河东军械监调拨钱帛,却不知蒲帅可用款项还多着……”她微微侧身,朝王抟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jing于财政,奴想请问一句:王相公以为河中节度使府会缺这区区不到二百万贯么?”
王抟道:“河中镇的两税留使究竟多少,某并不知详情,但河中蒲、晋、绛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来两税留使以及营田都不在少数,至于军府商产,历来不薄,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实不拮据。更何况,河中还有两池……我意天下诸藩,怕是少有可与河中比富者。”
王抟判度支多年,对于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镇经济情况,自然极为了解。寻常节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刚才他都已经提到,分别是两税留使部分、营田所得和军府经商收益,另外河中还额外有两池盐场的利益,当然少不了。
德宗以后,藩镇的基本财政收入就是两税收入。当时,两税收入之中,归方镇支配的只是留使部分。它在整个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产、户口、军队多寡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留占的两税大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这只是钱额,另外还有米麦外费一千四百万斛,京师二百万斛。按照元和时“国计簿’的数宇,全国总额是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各种榷税收入皆在其内。文宗时王彦威作《供军图》说全国收入三千五百余万,恐怕就是根据“国计簿”。王彦威分析兵费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说: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椅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夭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兰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
王彦威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为三分之一。二是供军费用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开支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镇。当然这也说明江南作为唐廷的“钱袋子”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而营田则是方镇两税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唐代藩镇营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营田所得可抵预算中的本镇军资或度支所拨衣粮,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称,观察使若上陈刺史政迹,“须指实而言”、“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解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核。”于此可见营田收入要么抵充军粮,要么申报有司收管。对于这类xing质的营田,落镇是没有热心的。他们认为:“疲兵于陇亩,缓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营田收入可以为地方自己支配。《资治通鉴》有载:“诸将言于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曰:明公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所谓“耕市之利,即指“营田之利”和“关市之利。”秦成防御使军队既“仰给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见其营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镇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诏在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疮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这条诏书说明,朝廷对“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的内地诸军营田并不怎么感兴趣,故说“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因为这些营田完全是归“军中资用”的。唯一的问题是这类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为蒲、晋、绛三州农业发展比较好,在后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农产区,所以营田较多,收益也比较可观,赡军不仅充足,而且有余。
营田所收为实物,还有一些征敛钱货的杂税收入,主要有盐铁、茶税、酒税、商税等,而譬如河中有两池盐场,因此盐税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经商。
很多人只知中国古代一直重农抑商,但却不知道唐代的开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巅峰,连各藩镇自己都有商业收入。因为诸道藩镇不仅征商税商,自己还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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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就是后世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种财富控制办法,有些像国家垄断,这个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当然有收入就有支出,两税法时期藩镇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长行旨”条内具体载明的分配项目,主要有上供、供军、官吏奉料和州府杂给等,可称之为基本支出。第二大类是不在“长行旨”条之内的特别支出,主要有进奉、赏赐军士、廉使常用钱等名目。
官吏俸禄和州府杂给一般不算什么大数目,剩下的上供、供军才是主要支出,这一时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费二十四贯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万大军计算,每年正常供军为一百二十万贯,但李曜在供军上花费很大,如果算上军械监在器械开发和配装上的花费,每人每年几乎可以达到五十贯以上,那么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几乎是要翻上一倍,达到每年240万贯。
但王抟刚才已经提到,河中除了这些其他藩镇都有的收入之外,还另有一个聚宝盆:两池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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