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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一章 批评的大棒

文/梁园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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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亿的评论发表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夏日庭院》是好作品吗?

    当然是,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但是王安亿的提议,让儿童,在这个本该快乐无忧的年纪阅读《夏日庭院》,学习和探讨“死亡”这样深刻的主题,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在报纸上,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大。

    支持的认为在华夏的传统教育理念里,对孩子有个禁忌:就是“死”。

    以前,很多人认为谈“死”不吉利,但是人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你谈不谈“死”,死亡终究是每个人的结局,早晚都要面对的事情。

    而且,正确引导孩子认识死亡,不仅可以让孩子敬畏生命,还能让他们的内心更加“坚韧”,不至于在经历亲人离世或其他挫折时被击垮。

    当我们对死亡愈了解,则对于生命的看法就愈积极,进而能够创造并统整生命的意义。

    《夏日庭院》这部作品就非常好,不仅仅是帮助孩子了解死亡本身,更要给予他们“向阳而生”的力量。

    反对者则认为“死亡教育”没有必要,因为儿童的成长中有很多个敏感期,对于死亡,同样有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现在社会并没有健全的“死亡教育”认知和体系,一旦出现问题,害的是一代人。

    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谁都无法说服谁,两种说法有拥有各自的拥趸。

    关于死亡教育姜玉楼也有自己的看法,国内确实缺少类似的教育,但正因为缺少,才应该谨慎行事。

    一部《夏日庭院》让他在教育界名声大振,教育局和学校都想找他,让他参加关于“死亡教育”的讲座,不过都被他婉拒了。

    不是他不想参加,而是他真的没有空。

    因为就在他的作品大红大紫时,张亿谋那里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并且求到了他的头上。

    原来,张亿谋首次执导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完成了拍摄任务,剪辑完成后,由广西电影制片厂送到文化部审查。

    但原本十拿九稳的电影就是在审查关节被卡住了,厂长韦必达都做了担保,可就是不通过,电影的上映也变得遥遥无期。

    对此,整个青年摄制组都非常激动,甚至有想过向上面反映,还是韦必达专门给他们开了会,才把他们劝住。

    人生首次执导的电影很可能与院线无缘,这让张亿谋痛苦万分。

    而且厂里害怕他们搞事情,给他们都放了假。这让张亿谋想寄情于工作都做不到,在保护性休假后,直接坐火车来到了燕京,找姜玉楼吐苦水来了。

    “唉,姜老师,我是真的苦啊!”张亿谋长叹一声。

    姜玉楼安慰道:“你先别急,我打个电话帮你问一问。”

    接着,他当面拿起电话,给燕影厂的汪厂长打了一通电话。

    经过一番电话沟通,他才了解到事情原委。

    原来电影在送审时,恰巧碰到了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

    本来这部电影能开拍,证明是经过了层层审核的,《一个和八个》又是改编作品,原著也顺利发表了,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但电影厂长会议上在会上,《一个和八个》一经放映,马上成为了焦点,甚至出现了“一边倒”态势:持赞扬态度的人一发言,就被持批判态度的人打断。主持会议的人几乎不知道怎样收场。最后文化部给出意见: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

    随后局势发展得有点刹不住车了。《某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将《一个和八个》上升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为阶级同化论呐喊的高度。《燕京日报》《红旗》杂志、《长江日报》等相继发表批评文章。

    听完汪厂长的讲述后,姜玉楼心绪难平。

    电影讲政治本没有错,但恐怖之处在于无节制地上纲上线,国家刚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再经历一次,那谁能受得了!

    姜玉楼问道:“汪厂长,您有办法帮帮忙吗?”

    沉默片刻后,汪厂长说道:“很难,这次批判《一个和八个》的声浪很大。甚至,你可能需要让你的朋友做好电影被禁的心理准备。”

    姜玉楼皱眉,要是成了禁片,基本上就和院线无缘了。

    挂断电话后,小客厅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

    半晌后,张亿谋痛苦的询问道:“姜老师,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而书就相对好点?”

    沉默片刻后,姜玉楼答道:“电影是唯一能进ZNH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

    张亿谋默然。

    等他走后,姜玉楼依旧眉头紧皱,他觉得电影艺术作为文学的延伸,不应该被铁链锁住,那样得到的也不再是电影艺术,而是僵化的样板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思虑良久,他决定就这件事写个评论。

    《电影艺术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大批判式的打棍子做法可以停一停了。对一部电影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当年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的序幕很多人记忆犹新,结果大家已经知道,毁灭的也不仅仅是文艺领域。”

    “无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还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文艺创作总是要反映疾苦,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而其中必有刺眼、刺耳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宽容和保障,取决于有怎样的胸怀和气度。

    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群众来检验和评判。”

    很快,姜玉楼的评论出现在了《燕京日报》上,并且激起震动全国的轩然大波。

    有了姜玉楼这个大作家带头,越来越多为《一个和八个》说话的声音出现在报纸上和邮箱里,面对汹涌的民意,即使是电影局的高层也不能忽视。

    很快,《一个和八个》的审查迎来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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